至于您提到的，有人看到我们现有的调查结果就想当然地以为“已经过了历史的荡涤”而属多此一举，并断言“用不着貌似谨严的课题项目承认”。其实那是一种经不起反驳的误解。在没有见到这种确切的调查结果之前，我们凭什么能够事先认定“孔子、长城等作为文化符号，已经受了历史涤荡，去伪存真”？我们凭什么认定它们就是人们乐意选择的中国文化符号？单纯的理论推断能够服人吗？这至少说服不了我。我们需要一种严谨求实的科学依据，即便是抽样调查这种相对合理但仍然有限的科学依据。没有科学依据怎么断言什么东西“已经受了历史荡涤”？

　　当然，更需指出的是，课题组的调查所重视的，不仅是大学生究竟选择了哪些中外文化符号这一点。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选择行为背后究竟披露出怎样的异同及相关的丰富信息。例如，当大学生选择孔子、长城、毛泽东、邓小平等文化符号时，是否体现了地域、性别、年龄、学科、大学层次等之间的差异？我们关注的是选择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这次提出的大学生的隐性的双重文化人格问题，包括“固体人格”与“流体人格”之分，就是调研中预先无法预料而又合理的收获之一。

国民艺术素养关乎文化软实力

　　记者：您在2009年就曾呼吁要重视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并建议从艺术素质教育转向艺术素养教育。能否谈谈这种转向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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