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刚刚在北京三联出版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探讨的就是这样的系列问题。
我们都在以“五四”的立场看晚清
南都周刊:当然,“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我非常赞同你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展到更古典的时代,比如明朝,郑和下西洋和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恐怕不能说“中国作家是在孤立地写作”。如果我们彻底抛弃五四的文学史逻辑,是否可以向更深的方向探索?
王德威:这个问题我分成两个方面来回答。我们做文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总是后见之明。需要一些策略,或者是有理论的背景。我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论断引起了很多不同的反响,也出乎我本人的意料。如果在我当时研究晚清的语境里面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确实做了这样的陈述。但是如果换一个语境,我未必也不可以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因为毕竟是经过了五四这一代文学的大起伏大断裂之后,才能对古典文学最后的一个阶段作出思考。所以这牵涉到一个文学史方法学的问题,不见得就非得是说一不二。
第二个方面呢,从第一个回应再延伸到你的问题,从晚明以来,最广义定义下的文学现代性的征兆已经开始发生了。这个征兆不只来自于西学东渐的原初动力:基督教传教士带入中国的时空观念,以及各种各样言说的实验、翻译的可能等等,也有像你刚才说的,中国的文化势力和世界的接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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