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新的震撼与刺激。我们知道，晚明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本身产生了一个反思，再一次把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用“情教”之类的观念、王阳明的“王学”的观念等等各种思维方式表达出来，它们总是在变动。从那个角度来看，文学的现代性当然可以延伸到晚明的时代。当然我也不是最先说明这样观点的人。在五四之后，周作人在说到新文学的源流时已经追溯到晚明了。其他的中国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
南都周刊：而毕竟，五四时期一大特征是文言文的式微和白话文终于成为正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话语又与文学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似乎更乐意把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性崛起的一个历史性节点。
王德威：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五四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运动的起点，现在似乎是我们看待文学文化史的一个定论，五四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五四给予我们的丰富遗产，我们到今天都受用不尽。这是不必有疑义的。
不过我在看待晚清的时候，想要强调的是，文学史有很多阅读的路线，它不必是定于一尊的。文学史的发展也是不必直线进行。五四带给我们一种强势地看待现代性的观念：就是推翻什么，打倒什么，然后，我就可以建立自己论述的可能性。唯其现代性话语与五四定于一尊的做法是如此的决绝，如此的不容分说，不免让后之来者，比如我这样的文学史阅读者与研究者，会想要去问：如果五四可以打倒前面的一些前行者，我作为五四的受益者，我如果要真正继承五四革命精神的话，我何尝不能利用五四教给我的反传统思维，来打倒五四所代表的已经成为定论的传统？这样会比较有意思。我其实是在五四的论述里面来质疑五四所代表的文学的正统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见得在和五四作一个斩钉截铁的反驳，不是一就是二？那太简单了。我所做的，从晚清的立场，正是因为有了五四，我们才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那是一个对话的立场。然后，我才从这个立场又发掘出一个非常繁复、细腻的晚清文学脉络，它不让你达到五四所达到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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