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与张爱玲:两种“反动”
南都周刊:刚才谈到“反动”,你觉得新感觉派的穆时英等人是不是也是个骨子里很“反动”的作家?
王德威:穆时英非常有趣。穆时英的问题当然很复杂,一方面他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中非常前卫的姿态。他们在上海接受了最新的东西,和法国文学直接接轨。新感觉派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刘呐鸥就是从台湾经日本来到上海的,还有施蛰存、杜衡等人,他们有各种现代性的资本。他们毫无疑问是全上海最前卫的一群人,而且有淡淡的左派色彩,尤其是刘呐鸥,当时左派是很时髦的。但是经过几十年之后,我们会反问,这些时髦,是现在我们穿在身上的名牌标签呢?还是真正对于当时的社会运动有所感触呢?或者他用最颓废的方式来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政权的现状呢?他们的动机就很复杂了。
后来呢?历史就是这么样的充满反讽。刘呐鸥与穆时英又不自觉地向汪伪政权靠拢。因为这样的政治抉择,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另外一种转折。这种姿态是反动的吗?当然,以我们今天民族大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当然说他们是反动的。但是我们无从询问死者,他说不定有另外一套说法,他会觉得说,在那个意义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非常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他是否认为自己作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何况几十年后的翻案文章说他是双面间谍,那就更复杂了。反动与否没法下定论。那种现代性的姿态,正面的现代性与反面的现代性,这种游移的现代性也应该包括其中。我们现在看待现代性,不能说我只选我喜欢的。
南都周刊:在学者连篇累牍论述现代性的过程中,似乎只有张爱玲一个人成为了大众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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