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其两千多年演进过程中，尽管有时式微，但总体来说却生生不息。孔子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为救世而奔走各诸侯国，在整理编纂“六书”中，吸取其理论思维的营养，创立了儒家学派，奠定了儒学理论思维的基本内容、性质、特征和框架，而成为“显学”。从诸侯国分封割据到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社会实现了大转型、大变革。儒学如何适应社会的大转型的需要？如何能长治久安？是当时法、道、儒各家所思议的热门话题。汉武帝为使刘汉政权“传之亡（无）穷”，而举贤良文学之士，以对策的形式“垂问乎天人之应”。经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殚精致思，吸收先秦名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入儒，建构了“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回应了汉武帝“天人之应”的垂问，为当时社会治理中所存在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政令刑罚、礼乐教化、学术思想等的不一统的冲突，与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提出了化解之道，儒学获得了新生命。

　　自汉末到唐，由于内外的种种因缘，儒学未能唯变所适地创造出化解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从而淡化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理论思维、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领域的应有智能和效用。尽管如此，儒释道三教在长期不断互动、交流、论争的冲突融合中，儒学以其特有的理论思维、礼乐制度的形式，获得了生命的存在。

　　宋元明清时的理学家，以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面对佛教的强势文化，他们出入佛道，“尽究其说”。既挽救了“两汉而下，儒家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的颓势，又融突和合儒释道三教，把唐代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实到“天理”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异，下自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援佛道入儒，适应了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终极关切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使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六朝的儒学，涣然而大明于世。儒学由于理学家的创新，不仅获得新生命，而且把儒学发展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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