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谓智慧的痛苦，是指智者与大量的愚者打交道的困难，乃至于狼狈不堪。例如哥白尼与伽利略这样的天才科学家被愚而“忠诚”的天主教信众所摧毁。例如鲁迅的小说《药》里秋瑾式的革命家的壮烈与孤独、不被理解。庄子则提出智慧的罪恶的命题，表面上与痛苦说含义相反，但是同样接触到了智慧的悲剧元素。智慧对于既定的秩序是一种扰乱，就像地动说对于地球中心说是一种颠覆，秋瑾式的革命家对于大清帝国是一种破坏。智慧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一种破坏的力量。庄子的例子通俗而且雄辩，他的事例的特点是人的智慧增长了人奴役外物的本事，而毁坏了动物界的安宁。

　　其实一切智慧都扰乱了既定的秩序与习惯，而且一切智慧的崭新果实，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对于科学“过分”发展的担忧、对于科学主义的批评的声浪渐渐成为时尚，以至在还有大量人民仍然沉浸在中世纪的愚昧迷信的中国，一些人也照葫芦画瓢地批判起科学来。

　　两条思路，一个是庄子太了不起了，早在两千馀年前已经超前地警惕到智慧、科技可能给自然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祸患。一个是庄子的这一套害我们不轻，怎么能反智而求愚呢？搞得我们自古就不注意发展科学技术。

　　其实，前一种说法涉嫌阿Q，给老庄披上后现代的外衣就能雄踞于世界上啦？后一种说法，涉嫌假洋鬼子，庄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者，他有天大的荒谬，后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纠正之、反其道而行之，你这一代的事情搞不好，能由两千馀年前的某个文人负责吗？先秦时期，高论、怪论、妙论、谬论汗牛充栋，谁能对你此后的选择起决定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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