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礼学中,它体现出的革命性还在于它对人的理性、感情相同一方面的强调。传统礼乐文化中，“乐统同，礼辨异”(《礼记集说·乐记》)固然强调了乐在调节情感方面具有相“同”的一面，但在礼制上，却坚守权势者对“乐”的独占性。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对八佾舞于庭的愤慨之情，正是基于对天子八佾、诸候六佾，大夫[注: 大(dà)夫，古代官名。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四佾的礼乐分际的强调；在权势者面前，孟子则有意避开礼制问题，单纯从人心所同的视角出发，张口便强调一个“同”。当齐宣王[注: 齐宣王 （？～公元前301年） 田辟疆，公元前320年继齐威王为田氏齐国第五代国君。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他乘机发兵干涉。]称自己“好乐”时，孟子已不汲汲于乐制的考察，而重在强调乐的本质，“乐者乐也”要求“王与[注: 简介 元代法医学家（1260-1346年）。字与之，号正庵。永嘉（今属浙江）人。 事迹 少学诗书，于古代律法颇多研究，尤注重与医学有关之律令。]百姓同乐”(《梁惠王下》)，不仅在乐方面如此，对其他的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同样，好田猎，也该与民共享，“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梁惠王下》)。这种对“与民同之”的强调，正是从人具有相同的心理感受的观点出发，在客观上，对礼强调的差异、强调等级起到了破坏作用。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强调“同”，强调礼乐消费的人民性内容，也可以说是挽救礼崩乐坏局面的一种方案，因为它注重百姓的利益，是从更本质的层面回归了礼。

这种强调本质的礼学，它直接对等级性礼学产生冲击。由于它强调人[注: 《周礼》谓地官司徒所属有调人，设下士二人，下有史、徒等人员。掌调解民间怨仇。规定因过失杀伤人或鸟兽者，集众调解。杀人者如因赦得免，令其远行，以避被害者亲属。]的道德先验的普遍性、绝对性，强调对自己的良知良能负责，道德的绝对律令优先于世俗的陈规[注: 陈规 简介 ［约公元一二一o年前后在世］字正叔，绛州稷山人。生卒年均不详，约金卫绍王大安中前后在世。博学工诗，为人敦厚。]。按李泽厚的说法，孟子代表的是中国绝对伦理主义，孟子所称述的性善论，其根源与感性无涉，它是主宰、支配感性的超验或先验的命令。因而，世间的权势与士人德性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大大地加剧了独立人格意识的觉醒，如孟子表彰北宫黝之养勇:“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公孙丑上》)在这里，士人对等级中的“褐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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