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感叹，表达了他对西学救国的失望，也预示着他对东方文化的回归。在这一点上，他与他未来的清华园同事王国维并无二致。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王国维的自沉，只不过是他自愿选择的结果。从知识分子群体来看，王国维短暂而丰富、坎坷却多变的一生，却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一个代表。他们早期从振兴国家的理想出发，因为对传统的失望，转向对西学的信奉；后期又从同样的目的出发，因为看到西学的问题，开始了对传统的回归。但是，如果从文化发展来看，王国维的个案，无疑被赋予了更为复杂和深远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在近代中国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特定时期，面对东西不同文化的冲撞，背负文化承载使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上的矛盾、困惑、思考和选择。让他们感到无奈和沮丧的是，面对中国在1912年以后的动荡与复杂，无论外来的西方文化，还是本土的传统文化，似乎都同时失去了效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沉，成为一个文化悲剧。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漂泊日本。在此后5年的异乡生活中，他并没有片刻停止对祖国命运的思考，或许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缘故，王国维没有选择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实践，而是选择了文化这一方面作为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稳定和强大的国家，不仅要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后盾，更要有一个同样成熟、稳定和强大的文化作支撑。尽管被他赋予厚望的国学，和曾经被梁启超赋予厚望的西学一样，也许只是一个“影子”。

在这个层面上，王国维和本书所选择的其他人物相区别。但也因此，我们获得了观察辛亥革命时期的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我们不仅可以更全面地思考袁世凯、溥仪、章太炎、张謇和秋瑾，也可以更好地看到，在这样一个空前巨大的社会转型期里，中国的问题所在。

回头看来，1912年的巨变，无疑是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的一个大的转折点，它至少是两个历史力量合力的必然结果。在外部，来自西方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输入，从不同方面促进了中国稳定的解体；在内部，清廷的固步自封和严峻的社会危机，导致了排满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兴起。

但是，这个转折同时是匆忙和不成熟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在政治准备上的不充分，更体现在国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矛盾和含混。而在这前后，无论是章太炎的“排满”与“光复”思想，张謇的实业救国和宪政思想，秋瑾的铁血主义和游侠心态，还是王国维的于乱世延续传统文化命脉的抱负，都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预示着，这个转折并非像之前革命者想象得那么彻底，而转折之后的道路也并非如他们曾经想象得那么美妙。因此，此后无论是袁世凯的逆潮流而动，还是在逊帝溥仪心目中日益滋生的复辟理想，都不能看作偶然的个人现象，而应该被视为复杂的群体力量推动的产物。这也说明了，推翻一个旧有的社会体制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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