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邑文明的成熟與春秋時期的城邦自立

春秋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是城邑文明的高度繁荣，诸侯城邦在以宗周为核心的城邦联盟中实现了自立。繁荣而自由的城邑文明恰恰是春秋精神的根本所在，不从城邑文明的高度来理解春秋精神，就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城邦变革这一核心内容。

城邑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邑是人的聚集形态，也是文明的聚集形态，而只有聚集了的文明才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西方的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城市在文明史上重要作用的研究，其中英国史学家柴尔德(Prof.V.G.Childe)的观点最具影响力。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一书中指出史前时代有两次重要的革命：一次是新石器时代[注: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指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的工具革命，正是有了这样的革命人类的文明才得以延续和发扬。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工具革命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进入野蛮的话，“城市革命”则标志着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时代，这刚好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对史前时代的划分相契合。在柴尔德看来，城市吞并了许许多多的自给自足的乡村，使人口更加集中，人类的视野空前开阔，一个并不依靠体力劳动的阶层出现了，文字和贸易开始发展起来，科学、文化、艺术都有了空前的进步，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中国不仅有成熟的城邦文明，也有发达的城邦理论与城邦思想，《周礼》是中国上古时代城邦政治的典型体现。《周礼》每篇都以“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起首，而这正是城邦政治的总体原则。国在古代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含义，而是指城邑、都市。《说文解字》谓：“国，邦也”、“邑，国也”、“邦，国也”，无论是国还是邑或是邦，都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东汉经学家郑玄在《周礼•太宰》职下注：“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可见国是指与乡野相对的都城。“辨正方位”是确立城邦的地理位置，“体国经野”是规划城邦的政治模式，“设官分职”是建立城邦的管理系统，“以为民极”是突出国人城邦的核心地位，这是一个完备的古典城邦理想设计，《周礼》是以周的王京为中心为诸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可供诸邦效仿的城邦模式，在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发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不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座又一座的古城遗址，也在古代典籍里看到古代城邦的理想蓝图。虽然《周礼》不免有想象的成分，但不容否认其总体还是以现实为基础勾勒出来的，因为古代中国毕竟有长期城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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