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中国进入典型的城邦时代。随着周室东迁，诸城邦脱离了西周宗盟的束缚而纷纷自立，走向了独立的城邦时代。

自立的城邦以前所未有的气势聚集着文明聚集着财富聚集着经济与军事实力[注: 所谓军事，就是有关军队和战争的事情或事务；所谓实力，就是实在的力量。古今中外军事实力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内容，]，诸侯各城邦开疆辟土迅速形成了浪潮。《左传•成公八年》记申公巫臣曰：“夫狡焉而思启封疆以立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国语•晋语四》中子犯谓晋文公曰：“继文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务之。”摆脱了西周盟主束缚的诸城邦不再是甘于小国寡民的旧的城邦贵族，而以一种新的主人的目光打量世界，城邦贵族的自强和自信空前高涨，他们要壮大自己城邦的力量，重建城邦国家的新格局。《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谓：“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而时至春秋，诸侯不再由天子分封，其地也不足以容纳其民，一种城邦扩张“辟土服远”的浪潮自然应运而生。

随着城邦的自立，城邑的地位越来越突现出来，被焕发出来的不仅是争霸城邦的野心，也有建设城邦的信心。一方面是原有的城邦扩大了增强了，另一方面是新的城邑的建立。旧的城邑已装不下自立以后的城邑贵族的勃勃野心，一座座新的城邑建设起来。《左传》开篇，即鲁隐公元年就记载了两次修缮城邑的历史，一次是“费伯率师城郎”，一次是公叔段完缮京城。第一次《左传》谓其“非公命也”，可见费伯这次筑城并未得到隐公的允许，而是为着个人目的的行为；第二次是公叔段的筑城，这更是一种挑战的行为，所以才有祭仲那段著名的话：“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这两段史实充分反映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越来越多的城邑贵族认识到城邑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才不惜越过礼节而修建都城；第二，旧有的限制诸侯城邑发展的制度受到空前的挑战，所谓先王之制，已被僭越得不成样子。从现在发现的周代古城遗址看，大都超过了王都的规模。依《考工记•匠人》载，王都的标准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一般认为这一标准大致符合东都洛邑的格局，而春秋时期[注: 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或称春秋时代，简称春秋。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这一格局被大大突破了。

由于政治上摆脱了昔日盟主的束缚，经济上铁制工具的出现，都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城邦的建设有了需要和可能。于是出现了旧的城邑不断扩大，而新的城邑又不断涌现的局面。据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统计，春秋时期共有都23，邑345，《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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