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词的道德意义是后起的，它经历了从阶级意义到文化意义再到道德意义的转变，而君子道德意义的形成代表了君子人格的真正成熟。当君子与小人成为一种道德的称谓时，它就不是指阶级与阶层的意义，而是指精神的修养的了。《左传•成公九年》的一则故事很能反映这一问题：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它。”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这则故事本身已经具有相当的戏剧性，楚囚钟仪只是因为帽子与众不同，而引起晋景公的注意，最后他得以南归并最终成为晋楚两国的友好使者。而更有启发意义的是钟仪在回答景公提问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精神修养，征服了晋国的君臣，被称为君子，这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君子人格标准，即信、仁、忠、敏，君子已不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而成为一种道德评价。君子既有从容镇定的外在风范，又有仁信忠敏的内在气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君子作为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已经基本完成。后来的中国思想家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构建了以仁为内在要求，以礼为外在风范，以智为文化标准，以勇为英雄气度的君子人格体系。君子的人格标准愈来愈为广大士人所接受，君子人格成为中国人一生的道德追求，而其基本形态是春秋时代完成的。

值得指出的是，君子这一人格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君子人格的道德与文化内涵是以城邑为前提的，君子的修养如果脱离了城市与城邦便成了无所寄托的空洞教条了。侯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社会史论》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来做文明的路径的话，那么“古典的古代”（以古希腊为代表）是市民的世界，而“亚细亚的古代”（以中国为代表）则是君子的世界，与市民这一概念不同的是市民只是属于经济层面的，而君子既是经济的也是属于道德层面的。

春秋三百年的城邦精神与城邦气象在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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