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越来越落后了。]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城邦的自立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这一时期思想的繁荣，使得处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次，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完成了从诗的文化向史的文化的转型，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集团也在这一时期形成，规定了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的思想发展方向。再者，君子人格的确立为中国士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模式，仁者的胸襟，礼仪的文雅，智者的广博，勇者的刚毅，成为后来中国人精神世界努力的方向。荀子提出了“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的伟大命题，成就君子是中国人一生努力的目标。

在一本普及性的春秋史著作《春秋史话》中，作者充满诗意地对春秋作了这样的描绘：“春秋，诚如她的名字那般，是春意盎然，蓓蕾初绽，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又是秋光绚丽，霜叶凝红，转眼万木萧疏、西风残照，一个古老的社会制度在消逝。”的确，春秋确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西周的城邦联盟在新的文明冲击下迅速解体了，一个个新的充满野心的城邦崛起于中华大地，旧有的城邑已经承载不下新的城邦贵族的勃勃野心，铁器与牛耕为实现他们的梦想提供了可能。建立在宗法制[注: 宗法制概述 宗法制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早在原始氏族时期宗法制就有所萌芽，但作为一种维系贵族间关系的完整制度的形成和出现，则是周朝的事情。]度基础上的世族社会也趋于崩溃，一批新的士人阶层开始走向历史舞台。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正如长期冻结的河水，而逐渐融化乃至清流激湍起来，旧的在哀鸣而新的正在呐喊，春秋的城邦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气象。正如恩格斯在描述城邑初现时说的那样，城市深陷的壕沟已成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的城楼已耸入文明的时代了。同样，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城邦革命，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城邑在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没有城邦的变革就不可能想象春秋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耸入文明时代的城楼的身影。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应邀在教育部与中华书局联合举行的国学研究班（2011年4月）、深圳读书月（2010年11月）、澳门大学（2009年5月）、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4月）、吉林大学（2011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12月）、深圳大学（2010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6月）、东北林业大学（2010年10月）等地演讲。

作者简介：傅道彬，男，汉族，1960年生。1978年考入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先秦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石声淮教授，1985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专业博士研究生，从师张舜徽教授，1988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89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1年破格晋升教授职务，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博士和教授之一。1990年以来共出版《诗可以观》（中华书局2010年版）、《晚唐钟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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