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形态，中国文化彻底摆脱了印度文化难以摆脱的不足（即在人性论上含有“神魔同在”二元思想），从而显示了它与西方文化的明显的巨大差异。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之源。但在方东美看来，欧洲文化，尤其是近代欧洲文化，在承袭希腊文化理性精神的同时又抛弃了它的“观念的文化取向”，从而转变为“实感的文化取向”。方东美称这是由希腊的“契理文化”转向欧洲的“尚能文化”。西方“尚能文化”不同于中国“妙性文化”在于它不以“广大和谐”作为文化内在的生命精神，而是以“二元对立”作为文化内在的生命精神。而中国哲学作为“一套生命哲学”，必然把宇宙的一切都化为生命的价值领域，所以也可说中国哲学以“价值为中心”。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的两大特点：其一谓“机体主义的形而上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是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2页）；其二谓“超越而又内在的形而上学”：“它不像西方的科学，从下层的物质世界出发，也不从精神主义——从凭空的一个所谓天国出发，它居于[注: 居于 拼音： 解释： 处在（某个地位）：～领导地位 ㄧ该省粮食产量～全国之首。-juyu]中间，这所谓之‘中间’，是宇宙广大生命流行的境界，同时又向下回顾，并不是回顾生命，而是追寻生命活动所凭借的条件，这许多条件都是物质性的”（《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298页）。这种“尊重生命再追索它凭借的条件”（同上）的过程，乃“双回向”过程，它是先把物质世界提升到终极真相的价值世界，然后再把外在世界拉回到内在世界。因此，中国的人生哲学，必然注重“人格的超升”，不断地“向人性深处去了解，然后体会人性本身与一切努力成就”（《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3页），从而形成儒家所说的“圣人”、道家所说的“至人”、释家所说的“觉者”这类以“至善”作为人生价值目标的理想人格。
“机体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决定了中国文化向来视宇宙为浑然一体，强调人[注: 《周礼》谓地官司徒所属有调人，设下士二人，下有史、徒等人员。掌调解民间怨仇。规定因过失杀伤人或鸟兽者，集众调解。杀人者如因赦得免，令其远行，以避被害者亲属。]的生命精神必须贯注于自然，从而形成了那种以“内在精神”为重的文化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取向，势必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引向道德方面，形成凯塞林[注: 凯塞林是军事家，陆军元帅。-kaisailin]所说的“品德文化”。注重“品德”（道德）的中国文化，从高度的哲学精神与高度的艺术精神相配合以反映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它不是将世界视为罪恶的渊薮，而是在本质上认为世界是美好的，属“无罪文化”；它追求“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第102页），故非但不轻视物质世界，而且把物质世界作为生命精神提升的起点。但这是就把世界作为人的生命流贯的境界来说的，并非主张像西方文化那样把物质世界作为戡役施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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