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故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现在一个“中”字：“中字代表中国整个的精神”（《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0页）；反映在个一“爱”字：“太始有爱，爱赞化育；太始有悟，悟生妙觉，是为中国智慧种子”（《生生之德》第140页）；它“广大而悉备”，其义可由六理（依次为：生之理、爱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旁通之理）统摄（参见《生生之德》第152-153页）。这些特点都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或叫“天人合德”的基本心态相关。而“天人合德”的心态，又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固有缺陷：（1）强调整体的旁通统贯而缺乏“清晰的逻辑分析”；（2）强调直觉体悟而轻视“知识信念”；（3）强调“参赞[注: 参赞一词来自于儒家经典《中庸》中之概念“参赞化育”，指人于天地自然间的参与和调节作用，现在多指驻外大使馆中顾问、参事之类之职衔（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化育”而忽视戡役自然。这些因素决定了“在中国文化里，科学并未得到应有的优势”（《中国人生哲学》第100页）。
中国文化本来可以通过汲取西方文化之科学精神来弥补这一不足，但由于在近代中国人非但没有学到西方最精华的思想，反倒深受“极端的科学唯物主义”（《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4页）的影响，将“一切神圣的价值、真善美的价值都采取中立主义”（同上），其结果，不但“在思想上是完全不能展开新的局面的”（同上），而逐渐淡漠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以至于丢掉了自己民族固有的高度的文化精神，使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现代危机。
要克服中国文化的现代危机，在方东美看来，当先以道家的逍遥超越的精神将已坠落的中国文化精神（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重新提升起来，然后按照儒家的实践理性切实地落实之。这实际上也就是在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实实在在地落实儒家精神。方东美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认为：儒家不但对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生命精神”之形成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广大和谐生命精神”与儒家的生命精神完全相通。这是因为儒家的立场就是“生命的立场”（《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76页），其所本乃“广大悉备的生命精神”（《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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