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

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代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注: 朱彝尊（1629～1709）中国清代词人，学者。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

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始于孟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注: 滕文公战国中期滕国(今滕州市)国君，滕定公之子。周显王四十三年(公元前326年)，滕文公以太子身份出使楚国，在途经宋国时，两次拜见孟子，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其二，孔子出于时代的历史性剧变的需要，怀着“罪我”之惧，首创私修《春秋》之举。“《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注: 释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自称。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自序》）。故不得不担心“罪我”。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得到反映。特别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大夫”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如此黑白颠倒，实在不足称道。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在内容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

孟子还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春秋》，同样是指孔子作的“春秋传”，而非“经”。因为在“春秋经”中，记载最多的是鲁襄公(51次)，鲁隐公(40次)，鲁成公(38次)，而提及齐桓公仅30次，晋文公仅8次(据友人赵生群君统计)。齐桓、晋文占的比例并不多，（绝未占突出地位），当不得“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说。“其文则史”更谈不上。唯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齐桓晋文之事”记载甚详，其中晋文公尤为突出，从其流亡各国到称霸中原，载之历历。晋史在全书中占了近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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