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左传》体现的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的高度一致。

《左传》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仁政、民本、礼治观念，与孔子几无二致。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处处能从《左传》中找到印证。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晋侯总结为政之务：  “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三点即孔子说的择贤任能，“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使民以时”。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日“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也，孤必与焉。”这与《论语》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民本思想完全一致。

孔子认为打仗必先教民。“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左传》叙写战争，也多以教民，养民作为决胜先决条件。作者写晋文公之所以能在城濮一战而霸，是因他“始入而教其民”使民“安其居”，“民怀生矣”又“伐原以示之信”，继而“大菟以示之礼，作秩以正其官”而后用之。作者总结道：“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论语》与《左传》可谓琴瑟相和。

孔子继承周之礼[注: 清代人物，擅长雕刻。-zhouzhili]，把“克己复孔”作为“仁”的标的和治国之本，“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左传》全书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尚礼主义。”《左传》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注: 周天子是西周和东周国王的称号，周朝国王自认为是上天的儿子，故称周天子。西周浑厚凝重礼器——周天子的象征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派内史到晋赐命，晋惠公受玉不恭，内史因此预言：“晋侯其无后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左传》成公十年，申叔时论楚臣子反背信违礼，断言：“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三年，子反果以违礼而取祸亡身。

如果说，《左传》在仁政、民本，礼治的主要思想倾向上与孔子的高度一致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左丘明等也可能受孔子影响而显出一致），则在对待争霸、特别是齐桓公的评价上，《左传》与孔子的符契相应，而与《国语》极端对立，则更发人深思。

《论语》中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对管仲推崇备至。而对霸主齐桓公并不赞扬，对另一霸主晋文公，则说他“谲而不正。”《左传》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一致。《左传》在写齐桓公“九合诸侯”的史迹时，落墨的重心在其“一匡天下”“尊王攘夷[注: 即尊崇周王，抵御夷狄。-zunwangrangyi]”之功，描写的正面主角，不是齐桓公，而是管仲。对霸主的称雄好战，作者本质上是批判的。对著名的葵丘之会，作者通过宰孔之口批评道：“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劝阻晋侯“可无会也”。对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可谓全盘否定，一笔抹倒。而《国语》作者在描写葵丘之会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极力抬高齐桓公的地位，大写其霸主的威风：“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旃，诸侯称顺矣。”作者还铺写其东征西伐之功，美化桓公“忧天下诸侯”，甚至吹捧说“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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