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左传》证实孔子作“春秋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从侧面证明孔子作“春秋传”。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左传》中找到有关的正面证据。

（一）《左传》中贯穿全书的五十多则“仲尼曰”；“孔子曰”透露了孔子作史之迹。

它们虽为左氏或孔子门徒所加，但都用以补充或阐发孔子对所载史实内涵及其褒贬挹损之义的评论。这不仅反映了《左传》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观点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从不同角度透露了孔子搜集史料作史的侧影。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齐之战中，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大夫孙桓子，“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年，孔子尚未出生。“闻之”，明孔子非从书面而是从传闻中搜集到此史料。(这段话是听时所发感慨，可能为其门徒所记，被左氏补书于此。)

《左传》成公十七年记：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庆克与声孟子设计陷害，“刖鲍牵而逐高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此事亦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对《左传》里的“中媾之事”宫室丑闻的细节如此了如指掌，若非亲自写作，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与此相类的例子还有，《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注: 陈灵公介绍 （？—前599） 　　春秋时陈国君。名平国。公元前613-前599年在位。与孔宁、仪行父私通大夫御叔之妻夏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皆“表其衵服戏于朝”。陈大夫泄冶为此劝谏国君，反遭杀戳。“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这个“闻之”，同样说明孔子是从传说佚闻中搜集到这段“野史”的。

孔子不仅熟悉《左传》的细节，而且谙熟其中的行人辞令，人物对话。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载郑国子产面对晋国的“问(人)陈之罪”，侃侃陈辞，使晋人语塞，“不能诘”，终于受礼而舒之，保全了郑国的地位免受大国蹂躏。文中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此年孔子方数岁幼童，故这段“仲尼曰”也是孔子事后深入了解子产的这段辞令内容而发。孔子在《左传》成书前即对其中人物对话如此谙熟，若非亲自创作，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仅如此，《左传》的记载中，还有直接反映孔子师徒收集记录行人辞令的迹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这“仲尼”句，明显是后人插入的语气。这个“举”字，据《十三经》注疏引沈中宾语；“举谓记录之也。”又引《正义》云，  “盖于此言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仲尼见其事而善其言，使弟子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说明孔子曾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记录搜集过行人辞令。《论语》中孔子向学生说过“一言以伤邦”“一言以兴邦”的话，说明孔子让学生记录历史人物[注: 历史人物是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情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外交辞令，当非偶然。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注: 邱永传，集词曲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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