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左传》证实孔子作“春秋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从侧面证明孔子作“春秋传”。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左传》中找到有关的正面证据。
(一)《左传》中贯穿全书的五十多则“仲尼曰”;“孔子曰”透露了孔子作史之迹。
它们虽为左氏或孔子门徒所加,但都用以补充或阐发孔子对所载史实内涵及其褒贬挹损之义的评论。这不仅反映了《左传》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观点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从不同角度透露了孔子搜集史料作史的侧影。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齐之战中,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大夫孙桓子,“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年,孔子尚未出生。“闻之”,明孔子非从书面而是从传闻中搜集到此史料。(这段话是听时所发感慨,可能为其门徒所记,被左氏补书于此。)
《左传》成公十七年记: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庆克与声孟子设计陷害,“刖鲍牵而逐高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此事亦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对《左传》里的“中媾之事”宫室丑闻的细节如此了如指掌,若非亲自写作,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与此相类的例子还有,《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注: 陈灵公介绍 (?—前599) 春秋时陈国君。名平国。公元前613-前599年在位。与孔宁、仪行父私通大夫御叔之妻夏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皆“表其衵服戏于朝”。陈大夫泄冶为此劝谏国君,反遭杀戳。“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这个“闻之”,同样说明孔子是从传说佚闻中搜集到这段“野史”的。
孔子不仅熟悉《左传》的细节,而且谙熟其中的行人辞令,人物对话。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载郑国子产面对晋国的“问(人)陈之罪”,侃侃陈辞,使晋人语塞,“不能诘”,终于受礼而舒之,保全了郑国的地位免受大国蹂躏。文中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此年孔子方数岁幼童,故这段“仲尼曰”也是孔子事后深入了解子产的这段辞令内容而发。孔子在《左传》成书前即对其中人物对话如此谙熟,若非亲自创作,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仅如此,《左传》的记载中,还有直接反映孔子师徒收集记录行人辞令的迹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这“仲尼”句,明显是后人插入的语气。这个“举”字,据《十三经》注疏引沈中宾语;“举谓记录之也。”又引《正义》云, “盖于此言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仲尼见其事而善其言,使弟子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说明孔子曾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记录搜集过行人辞令。《论语》中孔子向学生说过“一言以伤邦”“一言以兴邦”的话,说明孔子让学生记录历史人物[注: 历史人物是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情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外交辞令,当非偶然。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注: 邱永传,集词曲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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