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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李泽厚：能不能让中国哲学“走出语言”？(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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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2-6 9:16: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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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交往、私人语言之类，而是让人不要被语言的牢笼所框住。哲学当然用语言。哲学追求根本，但这根本就是语言吗？我怀疑。我以为有比语言更根本的东西。尽管我也认为，人禽之分可能开始于婴孩牙牙学语的时候，语言的确大于个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但这正因为语言中的语义主要是把人类群体的经验一代代历史地传下去。什么经验？首先是生存的经验。生存的经验大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就说语言只在应用中才有意义，什么是这“应用”？是生活方式。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认为比语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了。中国传统自上古始，强调的便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个“生”或“生生”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生”，首先不是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讲的“道德自觉”、“精神生命”，不是精神、灵魂、思想、意识和语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其实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我)活着”。人如何能“活着”，主要不是靠讲话(言语－语言)而是靠食物。如何弄到食物也不是靠说话而是靠“干活”，即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说话只是人活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干活”却是必要兼充分。当然说话(语言)在“干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干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分工发展后，某些人说话就是干活，可无论如何这毕竟是第二位的，即使高科技的语言可等同于或本身即是工具实践，它还是为“人活着”服务的，“生生”仍然居首要位置。郭店竹简说“天生百物人为贵”，可见人的生存、生活、生命又是诸生命中之首位。这是“人类中心说”吗？不是。这是从人出发，以人为本，而不是从上帝、理性或语言出发。这也就是当年(上世纪60年代)我为什么要从人类起源来探究这个“走出语言”的可能出口。
这是否真是出口呢？或者，要不要“出口”呢？请大家批评讨论。我只是提出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个重要问题。
“回到康德”是什么意思
文汇报：刚才这番话说得很有气派，看来这个想法，已经琢磨好多年了。但你最早的哲学论著是《批判哲学的批判》，论康德的，你继承了康德的不少概念和思想，也一再提出要“回到康德”，你所使用的，应该还是西方哲学的语言。
李泽厚：关于“西方哲学语言”后面再讲，先说我为什么从中国传统一下子转到康德。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是心理主义、审美主义(见拙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华夏美学》等)，而康德是我所谓的“先验心理学”，所以很自然便联结在一起了。这一点我书里已讲了不少。但我在好些书里讲“回到康德”，里面包容了一些并不相同的意思，有不同的内容和含义。既然你提到了，趁此机会，我概括澄清一下——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讲的“回到康德”，是从黑格尔[注: 黑格尔，全名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的总体、理性、必然，回到个体、感性、偶然，同时也由社会回到心理。
2008年出版的《批判》第六版的“回到康德”是针对当前，加上了一层意思：从后现代和新左派强调的特殊性和现实性，回到康德的普遍性和理想性，也就是强调了康德讲的普世价值。
2006年出版的《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中，则强调康德的“辩证篇”，强调区分先验与超验，指出超经验地运用范导理念造成先验幻相，与此紧相联系的便是由列宁[注: 列宁（俄文：Ле?нин），公元1870-1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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