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4，本为笔名，后成为他在政治活动中的别名，原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俄文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回到伯恩斯坦。
　　在美学上，就是“回到康德，恢复美感”，反对后现代艺术用概念取代审美。后现代精英艺术是极度发展的金融资本社会和西方强势话语权力支配下的宠物。它故意要与舒适的、享乐的、纯感性快慰的日常审美相对立，以丑陋的刺激指向概念，成为美学中“四集团要素”的某种变态。现在要反对变态，恢复常态。
　　我们去年和今年再谈“回到康德”，是重复突出研究心理和人性。这“心理”“人性”不是休谟式的经验心理学(经验的科学描述和研究)，而是“先验心理学”，是从哲学上说的心理的结构和形式。它落实到经验证实是未来脑科学的课题。其实19世纪的好些大家如朗格、策勒、泡尔生以及狄尔泰都认为康德哲学的基础是心理学，但一般都是指经验心理学，没强调这是对心理的一种先验假定，是先验心理学或哲学心理学，并非经验的心理科学。
　　可见，“回到康德”并非真正回到康德的先验哲学，而是恰恰相反，把康德翻过身来，即以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工具本体)来做康德(心理本体)的物质基础，而这基础，又是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亦即中国传统的“天行健”、“太初有为”为核心的。这和上面说的由逻辑－理性－语言为核心的西方哲学，就有很大区别。所以我通俗地说中国哲学突出了“生活大于语言”。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