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早在1920年美国留学时已发表了《新与旧》、《中国的旧与新》等文章，探讨当时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1922年，他在《学衡》中著文指出，真正的“新”，未必与“旧”的冲突，相反地，真正的新，必须本源于旧，由旧中发展而来：“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而不是真正的新。”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吴宓还明确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革新派根据历史进化论所提出的“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主张。他认为，应该对物质科学（自然科学[注: 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与人事之学（人文社会科学）加以区别：前者以积累而进步，越是晚出的越是精妙；而后者因与社会环境与个人天赋有关，“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他提出了“现代性源于传统”的发展观，指出，进步不是跳跃式的突变，而是“有机生长”。旧者多含有恒久之价值，新者也有真伪之辨。因此，不应拘泥于新旧，“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何况，旧与新还是可以变化的。昨日为新，今日则旧；今日之新，正是从昨日的旧事物中经历了层层改变递嬗而来的。他曾经明确地说过：“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而“西国学问之精华本原，皆出希腊三哲”。（吴宓：《吴宓日记》Ⅱ，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页）他认为，只有既昌明中国古代的真文化，又输入西方古代之真文化，融合中西两大文明，才能建立中国现代的“真正新文化”，才“更能了解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吴宓：《空轩诗话》，见徐葆耕编选：《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

    梅光迪是《学衡》杂志的最早发起者和实际创始人。在关于新旧之争开始前，在给胡适的信中他坦言所持人生观是“保守的进取”，要在吸取“先哲旧思想中之最好者为一标准，用之以辨别今人之‘新思想’。”这样才不致“当众说杂之时，应接不暇，辨择无力，乃至顺风而倒，朝秦暮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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