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体论上，中国哲学以变动生生、相互关联的“事物”作为最真实存在。相反，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把永恒不灭、独立自足的静态“实体”作为最真实存在。“实体”，不管是物质实体（如原子或原质）还是精神实体（如柏拉图[注: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的观念、形式、法则或上帝），都是最真实的存在。西方哲学偏好“实体”优于“过程”，崇尚事物的静止和不变；“实体”往往被看做为感觉现象之后、之下的“托底”，只有从感觉现象后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实在，而且实体是永恒不灭、独立自足的、静态的。此种实体观，遂产生了本体与现象、第一性与第二性之分别，对后来的物质观影响[注: 影响（之一）yǐngxiǎng【work in concert with;support by coordinated action】∶呼应;策应内外影响,同恶相成。]很大。

    中国的宇宙观缺乏超越的自然法则观念，主张自然法则内在于万物自身之中，以“道”或“理”为自然万物的固有法则。它们内在于万物的变化过程中，道就是内在于自然万物中的“生生之理”。因此，“生生之理”是宇宙间最普遍之理。而且，此法则并非由纯理智思辨所推出，而是在直接经验中体认和验证到的事实。相对照，西方宇宙观具有超越的、纯理的自然法则观念。古希腊的那种在上支配人生的“命运”观念，柏拉图那种与“经验界”相对立的“理念界”，古罗马的那种刚性宰制社会的“法律”观念，以及在世界之先创造世界的“上帝”观念，这些观念都表现为超越性。乃至近代西方科学的理性精神，即相信自然被一在特殊事物之上的客观普遍的规律所支配。总之，西方人相信，在自然世界之上，有一永恒不变的、绝对的“法则”或“规律”作为具体事物变化和运动的原因。

    中国宇宙观的最大特征，即认为宇宙自然本身具有价值。中国人主张人事与物理不分。一物在宇宙有机体中之“所是”，就是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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