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的“广义对话”，是我们应该重点加以研究的。如果我们要对它们进行定性分类的话，上述五种对话方式又可分为建设性及非建设性或破坏性两大类。翻译、贸易和外交基本上是建设性的对话；宗教对话的建设性和非建设性可能三七开，七分是建设性的；战争则基本上属于破坏性对话。今天，为了推动世界多元文明的交融和发展，应该大力倡导建设性的对话方式，反对非建设性或破坏性的对话方式。只有建设性对话，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文明之间的平等交往，抑制文明的冲突。积极进行建设性对话，就是不同文明之间最大的文化尊重。
此外，还有某一文明内部的“狭义对话”，这种对话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之类的精神活动领域、政策辩论之类的政治领域。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古国具有原创性思想就产生于对话方式。中国的孔子就是通过与弟子们的对话来阐述其仁学思想，孟子就是通过与国君的对话来论辩其仁政思想的。西方的苏格拉底[注: 苏格拉底（Σωκρ?τη?)；英译：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著名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也是通过对话来表达其哲学思想，柏拉图的著作大都是对话体。从雅典民主对话到西方代议制的对话均体现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对话传统，从春秋战国[注: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时期的“问礼”到汉武帝的“问策”，也体现了中国式的政治文明的对话传统。这类学术思想方面的精神对话方式、决策辩论方面的政治对话方式，因其具有文明的意义以及文明交流的意义，也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话走多远，人类文明就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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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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