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吴宓日记》虽然篇幅浩繁，记载详尽，遗憾也是很明显的。仅就晚年部分来说，现今公布的《吴宓日记》有若干遗失的部分，例如1969年下半年及1970、1974年全年的日记全部缺失，读者仅能从整理者编辑的若干“交代材料”及家信中略知当年梗概，其他在政治运动中被抄去而失去下落的还所在多有。其次，由于日记往往成为吴宓受批判的“坚实罪证”，所以亲友屡次劝告他不要再写日记，尽管吴宓不愿放弃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习惯，仍然一如既往地记日记，但是越来越局限于单纯的记事，而略于议论、评述，这让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到他当时的感受和思考。

    另外，《吴宓日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重点在个人生命史和心灵史的记述。吴宓记载若干生活细节不厌其详，但如果我们拿他的日记与胡适[注: 胡适 （1891－1962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顾颉刚，乃至刚刚出版的夏鼐的日记相比，它能提供的宏观史料实在并不算多。这种状况当然与日记作者的个人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过恐怕也是吴宓本人在文化界相对边缘的位置使然。钱锺书[注: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先生曾说《吴宓日记》在中西各种日记中“别具风格”（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人民日报》1998年5月14日），所指或者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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