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赋宁收到信以后，并未放弃努力。1964年1月24日，吴宓再度致信李赋宁，表示“宓之根本态度是不愿常住北京”——“宓不是愁北京没有位置宓不得回来，而只怕北京有了甚好、极合宜之职务而宓不回京无所借口”，假如非要逼他回北京，那么他“即刻必心平气和地、颜色愉快地走入嘉陵江心深水处，了此一生矣”。（391-392页）

    仅仅五年之后，吴宓在批斗场上被扭折左腿，又关进牛鬼蛇神屋，受尽屈辱，想起以前还有回京的机会，不禁后悔“前多年不去清华、北大……而留在西南师院，受此种种”（428页）。然而这只不过是穷极无奈之下的幻想罢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时是不可能有什么世外桃源的。

三

    同日记一样，吴宓的通信也随时可能受到审查，晚年的书信中到处可见他通信环境的恶劣。1964年10月5日，吴宓在致诗友的信中说自己“为避免无识者之误会及查问，与任何亲友通信，在写信时，即应当作（假定）此信将要登本地日报，或将[注: 在具体的语境中，“或将”的意义是不同的。有或许、可能、或许将要、或许拿等等不同意思。“或”有“或许”、“又”、“有的人”等等意思，]在学习小组会上读出——如此构思、取材、选词，则写来自然工美，而无语病或遗憾（宓喜写明信片，此亦一理由）”（339页）。所谓“工美”，自然是指无风险、不触忌讳而言，而吴宓的这番自我陈述，显然也是在告诫对方，亦应以此种态度写信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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