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吴宓还是留在了重庆，成为“乙方”区域的一个教员。对于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西洋[注: 西洋是古代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西部地域概念。明朝时期的西洋是指今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郑和下西洋”、“西洋镜”中的西洋就是此义。]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吴宓来说，这里的研究条件都是十分有限的。五六十年代，吴宓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李赋宁等曾多次劝他回到北京，女儿吴学昭也曾传达胡乔木的口信，表示吴宓可以调回北京，但都为吴宓所拒绝。这其中的原因，在1962年4月吴宓致李赋宁的信中说得最为全面：

    第一，“首都政治空气太浓，人事太繁”；第二，“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注: 三公[紫微垣]，三公[太微垣]]，成为‘职业改造家’”；第三，北京友朋“督责宓改造最力”，久居北京易生暌违；第四，北大西[注: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建立的农民政权。1643年在武昌初建。1644年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称帝，正式建立政权，年号大顺。]语系人才甚多，即使去了也不易得到位置；第五，如若常居北京，必常回忆到自己1925-1928年在清华之事功，及1933-1937年在清华之生活，十分痛苦；第六，“家中人均进步，长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阋碍与语言行动之不自由”。（着重号为吴宓所加，下同。384页）

    这六条[注: 名称 六条 简介 汉设刺史，以六条问事。《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都是客观事实，其中恐怕以不做“职业改造家”为最重要。职业改造家者，时时发表文章、汇报思想，以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之谓，然而吴宓虽怕，以当时的形势而论，他自己也难逃职业改造家的命运，尽管他的“改造”并非出自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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