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形之下，《吴宓书信集》的编辑出版，完全可以成为《吴宓日记》的补充材料，而大大增进我们对于吴宓的理解。

    大致上说，《书信集》的价值至少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补充《日记》的缺失部分；第二，展现作者之交游与社会关系；第三，若干吐露真情的书信，比随时可能被查抄的日记更能反映当日实情。

二

    1949年，对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改变命运的转折性年份。但是非常可惜，吴宓1949、1950两年的日记全部被托付保存的友人烧掉，使我们无从了解鼎革之际吴宓的思想。《书信集》的出版，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1949年10月1日，吴宓正任教于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对于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注: 事件一般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已经发生的产生相当影响的事情。它的发生是受多重因素激发而产生的。可能来源于于政治领域，或者军事领域。]浑然不知。这天他给弟弟吴协曼写信，谈到自己的打算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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