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富恒的思想开放，是与他凡事富有独立主见这种品格相联系的，这一点，在他对待《译林》无故挨批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鲜明。1979年冬，《译林》创刊号因刊登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一位外国文学权威上书中央领导同志，指责《译林》“趋时媚世”，“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从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来没有这样堕落过”。此信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给江苏省委研究处理。幸好当时中央对文艺工作提出“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经胡耀邦[注: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 ，湖南长沙浏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193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党内担任多项职务，文化大革命后成为中国高层领导人之一。]同志的干预，这件事情以那位权威表示道歉得以顺利解决。因受此事的影响，事后译界、研究界仍有一些人，对《译林》采取歧视甚至封杀的态度。当时《译林》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吴富恒没有跟风附和，而是以独立主见，表达他对《译林》办刊方针的支持。

    早在1979年夏天，我在参加烟台美国文学会议期间，就曾与吴富恒、陆凡夫妇谈及创办《译林》之事，并征询他们对拟刊发《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意见，他们十分支持，认为这类小说在国外有很多读者，内容又反映了西方现实生活，让中国读者看看有好处。《译林》“挨批”后，吴富恒通过江苏编写《汉语大词典》的一位教师转告我：“那样告状没道理，登一篇英国侦探小说，社会主义就会飘掉了？”勉励我沉住气，坚持下去。随后，他又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他对《译林》的支持，包括：接受聘请，出任《译林》编委；连续接受邀请，参加了1981年在扬州、1983年在苏州、1985年在南京分别召开的“译林编委扩大会议”，以及 “《译林》创刊五周年”庆典，等等。这些事实表明，吴富恒并非对当时处于艰难处境的《译林》有什么偏爱，而是他胸怀对外开放的信念，以及对《译林》“打开窗口，了解世界”这个宗旨的认同。

    吴富恒思想开放的表现还有很多，仅举几例。1980年冬在成都[注: 成都市-成都市，简称“蓉”，别称“锦城”、“锦官城”，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是中国四川省的省会，中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行政级别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