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我国的近邻,文化灿烂。自古以来中印两国人民就有传统的交往。我国对印度文化、印度历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清代，西学东渐，我国的有志之士也开始了对印度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清代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曾引用了大量中国典籍中关于中印交往的记载，客观上起到了介绍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我国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著作。如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发表的《佛教之初步输入》、《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翻译事业》、《中国印度之交通》、《翻译文学与佛典》和《印度与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之亲属的关系》等文章，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和论述了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向达于1929年出版了《印度现代史》一书，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近代诸多名家对印度历史的研究，导致各大学也开始关注印度文化的教育和传承。1917年，蔡元培[注: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对北大实行课改，其中就有“印度哲学”一门，但此后一直起色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资缺乏。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热心新文学运动的胡适借势到处延请印度学人才，但仍然没有建成独立的系，直到1946年季羡林的归国。

    1946年季羡林留德归国，在汤用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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