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著名东南亚历史专家A·A·古别尔（1902-1971）的作品，1947年由吴清友翻译出版，建国前后曾陆续再版。该书第一篇的第二章即为印度，对印度史有比较详细记载，在当时是本比较新的外国学术著作。
听过季羡林课的同学回忆，季羡林治学的门径、方法，以至兴趣方面深受他的恩师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辞章考据，既博且精，重考据亦通义理，取径不落窠臼，时时有新意，言之有物。
回顾季羡林的一生，他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著作等身，在教学和研究中由语言而文献、而文学、而历史、而文化，中印皆通、中西皆通，亦印度亦中国。正是这种研究态度，为季羡林日后东方学的成果奠定基础，1986年在其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绪论《东方文学的范围和特点》中，他首次提出了“在五光十色的、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注: 阿拉伯，可指阿拉伯民族，也可指阿拉伯世界。阿拉伯民族起源于闪米特民族，血统上与犹太人相近。阿拉伯世界泛指阿拉伯民族居住的地区，阿拉伯国家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此时的季羡林对东方学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对东方语言文学的研究和思考，上升到了文化和哲学层面，因此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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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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