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谈到唐代“方镇”的时候也认定，在郡县制下，皇帝为加强专制统治而削弱地方政权的企图恰恰不是强化中央集权，而是导致国家失去抵御外敌和镇压内乱的基本力量，“郡县之弊，疆场之害无已时”（《明夷待访录》）。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反对把唐朝的衰弱说成是藩镇强势的结果，认为藩镇屏蔽中央实际上是唐朝安定和繁荣的重要原因。而宋代“藩镇既罢”，国防疲弱，中央掌控兵权，地方政权凋敝无抵御内乱外敌之力。他认为这其实也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不知夺州县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张立文先生上世纪80年代出版有《朱熹思想研究》。他对朱熹政治学说的论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其中讨论“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的章节。朱熹认为宋代地方政府政权、兵权、财权和用人权都太弱，“州县之权太轻，卒有变故，更支撑不住”。顾炎武看到郡县制的弊端来自皇帝贪心太重，试图掌控一切，而朱熹更早就看到这种专制冲动下徒然而顽固的中央集权倾向：“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四）。他提出将封建“杂建于郡县之间”的主张，没有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说法那么透彻细密，不过二者的思路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赞成卡尔·拉纳尔的观点，即民主在终极的意义上是指一个社会不是由单一的权威绝对控制，而是受到多种力量的制衡，那么顾炎武等人强调地方政权和地方社团自主和自强的意见，不失为一种有力量的独立和自由精神，是与专制主义相抗衡的。古代中国政治不仅不是有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且有对抗批评这种有害集权倾向的自由精神。

    我们借用了索撒尔的断片国家理论，但是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看法却与他不同。索撒尔的问题恰恰在于，他认为古代中国，譬如秦汉时期[注: 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王政改号称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的中国，不是他所理解的断片国家，而是魏特夫描述的那种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他在《阿鲁尔社会》出版多年之后曾经撰文比较非洲和亚洲的断片社会（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1, 1988）。在谈到中国秦汉和唐朝情况时，他借助阅读一些英文研究著作发表了意见。他注意到古代中国王朝更替之间发生的中央政府崩溃，但是他认为在总体上皇帝对地方事务干预的程度和有效性要远远高于阿鲁尔社会和古代印度，因此把中国看成是超越断片国家阶段的统一国家“似乎是成立的”。魏特夫曾经说到古代东方的一些君主国是一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专制君主掌了水利、土地和手工业这些当时的经济命脉，建立了发达的官僚机构[注: 官僚机构问题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是凭他对摩塞尔地区饥馑时期国家行政机构运转失灵的亲身体会，]和有效率的交通联络系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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