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等等），垄断军事力量的指挥权，通过户籍制度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从而在广阔的地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这样的描述显然没有考虑到朱熹、顾炎武和黄宗羲对中国政治更加靠近实际情况、更加精准贴切的看法。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的这种可贵的独立和自由精神是有社会根源的：因为是断片国家，专制的意识明确而强烈，但是专制政治的社会控制有效性还很受局限，所以独立的、自由的精神也有其发生和成长的空间。批评专制皇帝不切实际、效果适得其反的中央集权冲动，主张地方社团的适当程度的自主和自强，不仅是强国的理想，也一种中国特色的追求独立自由的气节。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思想并没有成为主导的潮流。“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理想既然没有成功，宋元明清时期中原社会遭受两次惨烈破坏的悲剧终不得免。
陈苏镇先生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里面说，“汉朝在步秦后尘再建帝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终于找到了在千差万别的民间乡俗、区域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上实现文化整合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确立了进行这一整合的基本模式和机制。此后，政治上的分裂和统一又反复了多次，但以儒家思想[注: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并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为中心的文化整合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苏镇先生说，这一追求“以德化民”的运动“使我们的祖先在通向太平理想的永无止境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了近两千年”。这让我想到，在政治上，这一文化整合是否可以理解成大一统和皇权至上观念的形成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它虽然没有保证皇帝有效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却保证了专制主义观念和文化的长期延续，把古代中国造就成了一个典型的断片国家。
在常识层面上我们可以说，专制政治下的恐惧可以驱使人，可以迫使人们以怠工的形式被奴役，但是绝不可能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心，也难以在社会人群中间建立顺畅的交流沟通。因此，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与古代专制主义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是不可能兼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作为一个概念不仅体现了西方学者歧视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观念的严重局限性，而且在形式逻辑上就是悖谬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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