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教师的职业倦怠，提升学术素养，重在内在心境，更在外部环境，学术休假只是外部环境的一部分。”林杰说，“它对促进学术风气的改善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会有一定作用，但作用可能有限。给学术松绑，归根结底，是靠高校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用人机制、国家科研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学术休假只是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而已。更何况，只有松绑后的学术环境才能真正培育出‘从容治学’的心境。”
学术休假是好的开始，但是仅靠学术休假，恐怕还是刹不住学术“快”车，敌不过浮躁学风。谁能为学术真正松绑，是值得深索的问题。
早在2001年，李文海、张岂之、章开沅、龚书铎等四位著名史学专家就不约而同地将“药方”首先开在了对当前学界“量化”管理的科学思考上。
龚书铎认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审慎看待量化管理的预期效果，不能太乐观。现在有一个不妙的趋势是管理者把量化问题看得越来越重，这就很值得忧虑。量化只是一个导向，唯“量”是从肯定不利于学术发展。潜下心来做学问，本是治学的常理，但现在如果有谁潜心坐冷板凳，不要说十年八年，一两年不见成果，就要出麻烦。因为你不能老当助教[注: 助教正文 ①中国古代学官名。②今高等学校教师的学衔或职务名称之一。中国晋代武帝咸宁四年(278)于国子学设助教,帮助国子祭酒和博士教授学生。]、讲师，总得评副教授、教授，没有上级要求的‘量化’成果，光讲业务如何精，怎么评得上职称？这就逼着学人搞泡沫学术，年轻人动辄著述等身。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唯‘量’是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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