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国[注: 代是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氏在初期建立的政权。魏晋时期鲜卑拓跋部原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一 代王带。 永嘉元年（307年）禄官卒，其弟猗卢总领三部，有骑士40余万。]际大都市，我曾把它比喻为“坏女人”。一方面，它浑身散发着现代的性感、光泽和其他刺激人的浓烈气息，非常诱惑人，特别是容易诱惑刚进城的农村人。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女人与我们熟悉的古典女性在形象、性格、气质上差别巨大，在我们和她的交往中，存在着很多我们完全不熟悉、甚至是从心理和情感上十分厌恶的游戏规则，这是很多人又总是强烈地希望摆脱这个“现代围城”的根源。也可以说，在对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态度上，最鲜明地见证出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民族对现代世界的“爱欲”和“惶恐”。

    实际上，这种特别矛盾的态度和这份特别复杂的情感，从上海刚开始有国际大都市的模样时，就被当时的评论家异常敏锐的嗅觉发现和捕捉到了。1904年，在蔡元培[注: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主编的《警钟日报》上，曾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其中写道：

    上海何以美？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果尔，则全国人民脑智之发达，皆受吾上海人之赐，全地球人民脑力之扩充，皆食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荣耀，即上海荣耀。上海形势既不辜负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负此上海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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