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何以丑？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上海人不能爱惜此天然形势，碎裂上海地图，抛弃祖父白骨，失寸失尺，渐渐干没入白人手中，宜其低头于白人势力圈下，上海人之主权，从此扫地，上海人妻孥之堕落，永无了期。嗟嗟，风月主人，宛其死矣，迷离妖梦，尚未醒乎？怪哉上海人，执几重奴券，似有余荣，受无数痛鞭，居然不觉。丑哉上海人，虽倾西江之水，洗不尽上海之污点。

    这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作者对上海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现代文明成果报以最高度的赞美，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对上海作为西方殖民文化的大本营和集散中心表达了最愤怒的情怀。实际上，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对城市的态度依然没有超出这个原型结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中国城市化是伪城市化”为代表，各种“逆城市化”、“反对国际大都市”的舆论与思潮日见高涨，其中也包括不少的城市规划、城市社会研究的专家，但从深层看，他们只看到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和社会问题[注: 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却忽视了城市化进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进步。他们不明白的是，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大都市强则国家强，大都市弱则国家弱”，还可以说，他们对城市的理解和态度，只是接近了百年前那个不知名作者的一半，而且是消极的一半。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现代作家对江南城市的解读与认识，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文末发出的“腐朽所蒸，香草怒生焉，艰危交逼，人才崛起焉”。从原理上讲，这完全符合城市社会学家对大都市发生与发展的一般看法，即社会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各种成分之间的混乱和冲突，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大都市发生必需的肥沃土壤，因而，在这篇充满文学战斗激情的评论中，恰好揭示出现代上海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必然规律。把上海和南通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惊叹这位作者的远见卓识。在中国现代城市群落中，南通曾有“近代第一城”的美誉。张骞长达30余年的实业救国、地方自治和社会建设，使南通在很多方面为当时的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所不及。但由于张謇的“花园城”和“新世界”建立在对社会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压抑与限制上，使南通既无法吸收到全世界的资源与资本，也无法获得真正国际化的视野与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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