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人觉得这种安排有些过于刻意，好像就是一个故事和一篇论文，为什么会拿出那么大的篇幅来讨论哲学问题。

马原：以前我一直提倡把哲学和思考赶出小说，现在却主动探讨，这与我生了一场大病有关，严格来说我现在也是个病人。疾病让我面对的不是痊愈，而是生和死，这时候不要说小说家，每个普通人在直面死亡时都是哲学家，他们考虑的问题一定是生死这类哲学问题。一个病人同时是哲学家，一个哲学家的叙述不可能没有哲学命题、哲学问题。因为他关心的是生和死，这种关心渐渐由个人扩展到所有人，对生与死的关心就变成了一种关怀，这关怀背后一定有种强大的力量，我把它称为大爱，那时候你突然觉得特别爱人类，关心人类。

记者：你在小说叙事上的探索影响[注: 影响（之一）yǐngxiǎng【work in concert with;support by coordinated action】∶呼应;策应内外影响,同恶相成。]了许多人，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有没有新的探索、发现？

马原：小说是一种方法论，所有的故事都被写过了，再讲只能是通过不同的方法赋予故事不同的内涵。这部小说在形式上有没有新的探索要留给读者、评论家去发现。当年吴亮提出“马原的叙述圈套”影响很大，但其实我的小说不止关注形式。有个朋友说当时把我的小说定位为“形式主义”，他觉得很不忿。其实，我小说里探讨了许多宏大的、形而上的主题，但确实可能比较小众。世界一直以它本来的样子存在，只是人们的关注点不同而已。

记者：对于这部小说能听到各种评价。比如格非、韩少功等说这是部难得的好小说；但也有人批评马原的归来没能带来新鲜的东西，故事远离了当下和人群，那些纯粹的论述打乱了叙事节奏等。你怎么回应这些评价？

马原：至今我听到的最高褒奖是认为我今天的小说和当年是“无缝对接”，这就是说我现在写的和30岁时候基本没差别，许多话都是老朋友、老读者说的，他们有些爱屋及乌，我把它们当作鼓励，常提醒自己要自知。读者的期待和落空是件见仁见智的事情。实际上任何一次阅读都有建立期待、拆除期待的过程，有些评论文章因为没读过，所以我没法直接回应。

关于脱离当下与人群。我的小说一直都是写当代的，还真没写过古代或是年代不详的故事。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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