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的著作在当时是很受学界注重的，因此他的理论能对当时的书坛产生一定的影响。推而广之，碑、帖各有优势，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书法之特点，偏执一隅对书法发展是不利的。罗氏自己就是从学碑入手的，因此他并不反对临碑。有人说他“从正统观点出发，力挽狂澜于即倒，”（指临碑盛行成风气）实在有些夸张，也不合乎事实。罗振玉上述观点只是纠正阮文达不能从书法史的实际情况看书体的发展，而强分南北两派，但并不是反对临碑的宣言，比如我们看他临写的《孔宙碑》等，就是很好的证明。重要的是罗振玉在临碑的同时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古人书写时谨遵法度的特点。如他在自临《孔宙碑跋》中说：“古人作书无论何体皆谨而不肆，法度端严，后人每以放逸自饰此中不足也。三十年前亦自蹈此弊，今阅古既多，乃窥知此旨。并知中不足而饰其外，终身无艺成之日。”（见《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882页《贞松老人外集》）这里他既说明了古人书法的特质，又指出了后人“放逸”的原因，即为了“自饰”，以放肆来掩盖功力的“不足”。这是切中时弊之论，也为后学者指出了登堂入室的门径。在《跋自临朝侯小子碑》中，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传世汉刻中，此碑隶法最备，如精金良玉，无纤毫浮张。学者由此问津，当不至堕入狂怪怒张及貌为高古之习。”（同前书第882页）在中国传统书法中，每一种书体一经成熟，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写规范，即体现该书体的“法度”。汉代是隶书形成的时代，有各种不同写法传世，当然也会有所谓“标准”的范本。罗氏认为《朝侯小子碑》最具有隶书的法度，以此入手，便可以避免狂怪的不良书写习气。
遵守“法度”是罗振玉一生书法实践中恪守的准则，因此他的字蕴藉、内敛、庄重、平和。然而一些书论者以刘熙载[注: 生平刘熙载（1813年－1881年），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晚清经学家、文艺批评家。 刘熙载出生于嘉庆十八年正月癸巳（公元1813年2月25日）。]在《艺概》中提出的书“如其人”的理论，来比况罗氏书法的成因，认为“罗氏性情方正严谨”，才形成了他书写的特点。其实书不必尽“如其人”，性情方正严谨的人，未必其书法有“度”。另外，罗氏确是有大器识的人，但他也是个性情中人，喜怒也常常溢于言表。如1918年在日本给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的信中谈到大学问家、大书法家沈曾植对他的恭维：“学问之事，既为公等垄断，而公之小行楷书又复卓绝，我毕生染翰，竟无入处，此关天事，又复何云”。（《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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