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在《大字原石〈麻姑仙坛记〉跋》中说：“玉平日最嗜颜书，所藏鲁公碑刻，于《多宝塔碑》、《画象赞》得宋拓本，于《干禄字书》、《郭家庙碑》、《论座位》二祭稿得元拓本，于《八关斋会报德记》、《家庙碑》、《元次山碑》得明拓本，古缘不浅，又得此本，差可自豪矣。所恨腕下有鬼，学公书二十年，不能得万一，对此佳拓，愧恧愧恧。”（见前书第十集838页）罗振玉学习颜真卿书法20年，可谓用力之勤，自言“不能得万一”，当是自谦之辞。观其楷书作品，得颜书之楷法，而避免了其粗、露。如1929年为日本友人滕田丰八书写的墓志，便是最好的证明。罗氏一生收藏颜书善本甚众，他在《臧怀恪神道碑跋》中说：“颜太师所书碑，玉平生所储最备，且多得善拓。”罗振玉为什么在众多唐代书家中，独喜颜书，如果按前引“性格”说，他似与颜的性格大相径庭。另外，在清末民初书坛上，卑唐之风盛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把唐代书法贬得一文不值，认为“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甚至认为到了颜柳，笔法“澌灭尽矣”。更何况早在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就说过：“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宋代与清代书坛十分相似，书家均追求变化，极力申张自己的书法个性，但取法又有差异。罗振玉认为：“宋四家书，皆从颜出。”这是极其深刻的见解。

    尽管米芾对颜的楷书不屑一顾，但对其行草书则五体投地。如果细加分析，颜真卿的楷书应当是集历代楷书之大成，也应该是唐代楷书新的立法之作。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创新，罗振玉之所以笃嗜颜书，应当是从颜书法度严谨方面来对待的。而且从颜书入魏晋，也是一个捷径。如他在宋拓颜鲁公《画象赞跋》中曾深刻地指出：“鲁公书此碑时悉用右军法，而于和婉中露刚介不屈气象，则为鲁公本色。与鲁公所书他碑较，则大似宋广平碑，虽大小肥瘠不同，而婉曲矫健则一。”此则分析充分说明罗振玉对颜真卿的书法有着相当透彻的理解，那么对颜书的取舍自然心中有数。从书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也正是罗振玉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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