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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刘震云:许多作家假装是“知识分子”

时间:2012-8-6 20:20:39  来源:不详
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是重要的。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我每天写作不是在写,不是在听,而是在倾听,我突然发现我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我不是潘金莲》就是在倾听的状态下写成的。

广州日报:《我不是潘金莲》与《一句顶一万句》在写作特点上的相同和区别是什么?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有一个书名,叫《一万句顶一句》。《一句顶一万句》写想在人群中找到一句话是难的;《我不是潘金莲》写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更难。《我不是潘金莲》看上去荒谬,其实比《一句顶一万句》更直逼现实。

广州日报:您认为除了畅销,好作品还有哪些要素?

刘震云:一、得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说的是不同的话;二、书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说的是知心话;三、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层面,用宋朝的话说,“端的写得一手锦绣文章”。

广州日报:你做到了吗?

刘震云:没有。要做到这三点,还得加上一点: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作品考验到最后,技术层面已显得很不重要了。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却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或者说,前三点,都是从这一点来的。这个道理,是我的小学老师,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读了一辈子《论语》,得出的心得,又无私转告给我的。

广州日报:您的写作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许多作家假装是“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只是“知道分子”,有知识,没见识。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就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

最好的写作者不是写作者,而是倾听者。世上有四种话是有力量的,朴实的、真实的、知心的、不同的。你总觉得有不同的话要说,所以开始了写作。一定阶段你突然发现自己的言说对写作是非常不重要的,渺小的。谁有言说的企图心,就说明你还没有体味到写作的味道和小说的本性。到一定阶段,不是你要说什么,你说的不重要,你也说不出什么。当你在生活中找知心朋友困难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另外的途径,就是写作,你会发现你笔下的人物都是朋友,写作就是交朋友的过程。

广州日报: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的心境与以前有没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作品获奖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它又一次得到了承认,同时也不说明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作者和作品应该是分开的。像茅盾文学奖评的是作品,获利的是作者,作品并不因为获奖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对于作者的说法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一定要清楚,作品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我现在仍是一个倾听者。

广州日报: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事情?

刘震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在忙《温故一九四二》电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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