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时空关系，如惠爱“中国”，是为了绥安“四方”，“中国”一词也可以包括京畿地区加上“四方”封土的偌大时空。“中国”因此也成为有周一代“封邦建国”的“中国化”国家实践的一个必然结果。之所以有众多封国之举，是因为有周之“中国”；同时，之所以有周之“中国”，亦有赖于众多封国的支撑。“中国”的安危，关系着“四方”的安危。中国与四方已联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甚至大有共名为“一个中国”的“大规模国家”或“大共同体”的意味。这已是《诗经》中的“中国”概念所显现出的延展开放之实在趋势。说其实在，因为此时的“中国”，惠爱她的理由，已是要“以为民逑”，即是说“中国”是用来聚合“中国”及其“四方”之民的；是要“俾民忧泄”，即使国中之民的忧愁得以流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内”的自称，“内奰于中国”，暗示了一个“中国/四夷”的内外互动的结构。
其三，这三首诗共同的情感主题是对“中国”的忧患意识。可见“中国”概念，在西周时也并未仅仅当作一个“名称”，因为周王朝如果若想在“周”之外再拥有一个名称意义不大，“周”之外之所以还需要一个“中国”，就在于“中国”实实在在地说明着周王朝的性质，从而成为周王朝的象征性概念。它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起码从文学上说，对“中国”的祝愿、祈祷，乃至哀恫、愤懑，都变得富有理由和心理基础，因为“中国”即所谓“天下中国”，象征着王朝的使命和天意，周王朝从这“中国”二字的天命责任中可以视野远大，呼唤“旅力”，整合四方。周王朝得到了“天下/中国”的意识与责任，而中国文学也从此获得了一种“天下/中国”的精神和境界，一种几千年来不绝如缕的忧患情感。
二
不仅这三首诗一个主题表明着重要的“中国”性质，其实一整部《诗经》的编撰构成都[注: 成都市-成都市，简称“蓉”，别称“锦城”、“锦官城”，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是中国四川省的省会，中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行政级别为副省级。]隐含着一个“中国”框架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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