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们看《诗经》开启的一种雅正中和的“诗教”，是一种基于“中国”理念的政治美学传统和实用理性美学传统。

    在这里，“中国”已沉淀为以“中”为本的理念。这种以“中”为本的理念随着这块东亚大地的区域土地和族群活动的“中国化”进程而成为贯通从政治治理到人生哲学、到文学艺术的普遍性价值，成为立国之本[注: 立国之本 　　立国之本 　　【注音】lìguózhīběn 　　【释义】立国：即建国，建立国家或使国家存在下去。汉魏间文学家徐干《中论?谴交》载有：“古之立国也，有四民焉。]、立人之本、游艺之本。一部《诗经》为儒家所阐释发扬的“诗教”，必需到这个“中”字里边，到我们先人的中国化实践中去索解。对由《诗经》所出示的风、雅、颂的一体结构，以及赋、比、兴的诗学要义，平衡与协调便成为组织和运作的首要问题，因此，这个结构的运作与协调必然地要求一个“中”的要义。而这种“中”精神也自然地成为《诗经》中的第一块精神基石。《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句朱自清称之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的话，其要害一在发为心声，二在发声为和。中者，心也，和也。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所有这些儒家的，《诗经》的，天地、人心、艺术相贯通的普遍性哲学，其实都来源于“中国化”的古代国[注: 代是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氏在初期建立的政权。魏晋时期鲜卑拓跋部原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一 代王带。 永嘉元年（307年）禄官卒，其弟猗卢总领三部，有骑士40余万。]家和人的联合的共同体实践，发自于多元一体的“中国”结构及其“风、雅、颂”结构的内在需求，中正、平易、典雅、文质互胜、温柔敦厚、合乎人性伦常，作为最具普遍性的基本价值，体现为政治、伦理、美学的三位一体的贯通和统一，导致“中国”的主流审美意识形态的形成。而我们应予指出的是，正是在这种大的“中国/四方”框架之下，地域文学、个体文学风格和生命也会有其无可替代的美学价值。《诗经》全部305首作品，“国风”部分就有160篇，足以显示《诗经》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同理，赋、比、兴三式也使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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