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来到北京后,自己竟亲自去观赏了。那次演出,让鲁迅颇为惊奇,连带也感叹爱罗先珂的不凡。俄国的绘画、歌舞、文学,在内在的肌理里有相似的存在,那是中土文化所缺少的。他热情地接待着这位诗人,未尝不是眷恋俄国艺术的一种反映。
爱罗先珂的到来,与知识界的碰撞并不多,那些显赫的文人也未觉其精神如何了得。而“五·四”已经过去几年,人道的梦似乎不像先前那么热,只是少数人对其有些好奇感。看爱罗先珂的文章,人道的与世界主义的痕迹很浓,这正是几年前中国较热的话题。但中国的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很少在感性的王国催生自己的幽梦,而爱罗先珂却真的那么去耕耘了。短短的四个月的北京之行,他留下的话题却多年还没有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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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最早注意到这个盲人诗人,还是在1921年。《杂忆》说:
当爱罗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经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于是将这译出,还译他的童话,还译他的剧本《桃色的云》。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
鲁迅说的是实话,因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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