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几次演讲，听过北大学生的演出，出席过朋友的多次聚会。他出席会议的演讲，有的是鲁迅临场翻译的。比如《俄国的豪杰》即是。那篇演讲介绍了俄国伟大的思想者和文豪，能够看出盲人诗人的价值观所在。还有一篇文章《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注: 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后在一些古籍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也为鲁迅所译。却惹来了麻烦。这个盲人诗人不是温文尔雅的客人，对世俗社会是向来反感的。他对学生的演出，并不感冒，还说了许多不敢恭维的话。这个特点，鲁迅喜欢，觉得那才是知识分子的声音。爱罗先珂在文章的开头就说了中国的坏话，并对学生的演出亦提出批评。这引起北大学生魏建功的不满，他立即写出《不敢盲从》，对爱罗先珂有些侮辱的言辞。魏建功的攻击性文章，背后显然有玄音在，对诗人的生理挖苦也是有的。鲁迅看后，以为既不虚心，又侮辱残疾人的人格，遂写出《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鲁迅站出来为爱罗先珂辩护，是从知识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本能的反应，对残疾人的保护理[注: 1980年美国护理学会将护理定义为：“护理是诊断和处理人类对现存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的反应。”从这一定义引申出：现代护理学是研究如何诊断和处理人类对存在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反应的一门科学。]念也深含其间。如果大学生也无法接受批评的声音，那自然是精神的浅薄。对于鲁迅而言，盲人诗人的观点，恰可直逼问题的核心。中国的大，并不都需要颂歌，还要有一种反省的风的劲吹。爱罗先珂的聪慧和温情下的严厉，给了鲁迅一个异样的暖意。一般青年对于此，还是不能够理解的。
中国人不习惯于俄国式的批评，恰是文化缺氧的一种症状。而反批评里的歧视视角和暧昧的怨语，自然也是奴性文化的一种反光。爱罗先珂到异邦去，不随和风俗，自有自己的声音，于俗尘里独自高吟，非柔媚地迎合，在中国也仅二三子可以做到。那时候的读书人，欣赏罗素[注: 伯兰特·罗素（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式的对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的礼赞，无意中露出自恋的表情。而鲁迅却看到了不幸。魏建功事件[注: 事件一般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已经发生的产生相当影响的事情。它的发生是受多重因素激发而产生的。可能来源于于政治领域，或者军事领域。]虽然不大，但北京知识界的情况，我们还是略见一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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