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以来的传统知识系统，实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王官之学，它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文化精英，承上古知识系统并加以创造发明的礼乐祭祀文化，经后人加工整理所形成的谱系较为完备的“六经”系统；一为诸子之学，它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新的时代因素独立创造出来的子学系统。“六经”系统包含了中华学术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智慧，因而在历朝历代均受到重视，西汉以降一直被尊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而传承至今。子学系统则代表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是个体智慧创造性地吸收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比起经学系统，子学系统在传统观念中的地位虽有不如，但其重要性却丝毫不见逊色。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翼，为东方文明的薪火相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诸子之学的兴起，缘自先秦时期[注: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 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春秋礼乐秩序的全面崩溃，导致了王官文化体制的解体，其剧烈程度与重要性绝不亚于殷周鼎革之际的社会文化变革。而王官文化体制的解体，又引起了文化重心的迅速下移，士阶层由此分化为文士与武士两类。文士中之佼佼者，为寻找社会病因，疗救世人创痛，纷纷兴办私学、著书立说，从而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多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百家”，说明当时人才之兴盛、思想之活跃；“争鸣”，意味着学术批评的自由、学术思想的独立。冯友兰即认为：“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中国哲学史》）
子学的活力，不仅在于它对王官之学的创造性继承，更在于其“入道见志”（《文心雕龙·诸子》）的思想载体与其理念自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开放性特征。早在春秋战国[注: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之际，在汲取王官之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就诞生了第一代子学原典《老子》、《论语》、《墨子》。而到了战国中后期，在不断修编、诠释、发挥和吸收经学文本与子学原典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多学术文本，由此形成了第二代子学原典，如《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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