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上，则应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由此出发，我们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新理念，加强诸子学资料的收集整理，将散落在序跋、目录、笔记、史籍、文集等不同地方的资料，辨别整合、聚沙成塔；同时，深入开展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包括对原有诸子校勘、注释、辑佚、辑评等的进一步梳理；最终，则以这些丰富的历史材料为基础，缀合成完整的诸子学演进链条，清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依据子学发展的完整性，再进一步验证晚清民国以来将《论语》、《孟子》等著作“离经还子”的观点，复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平等之本来面貌，并重新连接秦汉以后子学的新发展。
当子学的历史发展得以完整呈现后，其固有概念则自然而然地冲破以往陈见的束缚，重新确立起兼具历史客观性与现时创新性的概念。这本身也符合我国主要学术概念源于自身学术传统的诉求。子学根植于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土壤，其学术理念、思维方式等皆与民族文化精神、语文生态密切相关。对相关学术概念、范畴和体系的建构，本应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实践中总结、概括、提炼而来。“新子学”即是此理念的实践。如在思维方式上，诸子百家重智慧，讲彻悟，不拘泥于具象，不执著于分析。表述形式上，或对话，或随笔，或注疏，不拘一格，各唱风流。这些都是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本不与西方乃至中国当前的思维话语相类。而在子学内部，“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本各具特点。且老子所谓“法自然”、庄子所谓“法天”、孟子所谓“事天”、荀子所谓“参于天地”，多从人生行为修养而言，并不重在探知宇宙，不可简单引西哲所谓宇宙论、本体论强加比附。“新子学”自觉认知此点，从客观历史出发，在辩证之下对其进行继承发展，以促进其更好地完成现代化转型，实现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进化。
要而言之，子学其自产生以来，凭借其开放性、生命力与进化势头，形成了不断诠释旧子学原典、吸收经学文本精华和创造新子学原典的传统，并在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学术与社会现实的良性互动，进而促成其自身的不断发展。而“新子学”正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同时，也是我们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对子学研究所作出的主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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