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主义精神刺激了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子学文本从考据的材料变成了研究对象，思想研究逐步深入。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在其自身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有着与中国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气质和体系。要想将这样两种存在巨大差异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其难度可想而知。梁启超、章太炎等是最早尝试运用西方近代学术方法以阐发诸子义理的一批学者，他们试图依靠精湛的国学功底建立起一定的研究体系，但因其依傍西学体系而立，以致在后来的发展中，学者多以西学为普世规范和价值，按照西方思维、逻辑和知识体系来阐释诸子。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曾风行一时，却“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也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在此境遇下，“孔子成了最时髦的共产主义者，又成了新大陆挽近的行为派的心理学家”，或“以爱因斯坦[注: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德裔美国物理学家（拥有瑞士国籍），]的‘相对论’解释《老子》”。至于以格致论公输之巧技、平等比墨子之兼爱，或以孔学效耶教、《淮南》列电力者，更是不一而足。结果是使子学渐渐失去理论自觉，沦为西学理念或依其理念构建的思想史、哲学史的“附庸”：既缺乏明确的概念、范畴，又未能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唯其文本化为思想史、哲学史的教学与写作素材。因而当时罗根泽就想撰写《由西洋哲学铁蹄下救出中国哲学》一文，以揭穿这种中国哲学家披上西洋外衣的把戏（见《古史辨》第七册罗根泽前序）。
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建立初期，我国经济学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等，大都照搬苏联模式，对子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后，人们有机会看到一个既陌生又新鲜的世界，因而便以极大的热情去借鉴、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注: 先进技术正文 代表一个历史时期较高水平的和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领先作用的技术。这是一个时代的和相对的概念。在前一个时期被视为先进技术的东西，以后会被更先进的技术所淘汰，而成为落后技术。]和学术理念，但在此过程中也经常会迷失分寸，甚至完全脱离国情，盲目崇拜、套用西方的价值观念，照搬照抄西方的学术理论及评价体系。影响所及，诸子学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理论自觉，并导致了阐释指向的扭曲。譬如某些研究道家哲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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