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子学”的立场上来看，迷失在西学丛林里难以自拔的自由主义既不可取，一味沉溺于“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保守思维同样不足为训。王国维曾经说过：“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国学丛刊序》）这种对中西方学术的开明态度，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唯有摆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固定思维模式，才更为接近文化多元发展的立场。当今世界已非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文化多元化是人们的必然选择。中国学术既不必屈从于西学，亦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应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坦然面对西学的纷繁景象。子学研究尤其需要本着这一精神，在深入开掘自身内涵的过程中，不忘取西学之所长，补自身之不足，将西学作为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摆脱二元对立思考的局限，以传统子学的智慧与胸襟，坦然面对西方，正确处理好子学与西方文化学术的主次关系，才能真正构建起富有生命力的“新子学”体系。

“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中华传统思想和学术，可以简单概括为“国学”。“国学热”于今再度鼎沸，但关于“国学”的界定，自晚清以来，迄今众说纷纭。高旭、邓实认为，“国学”应以经、史、子、集之术为主体；章太炎等继之，申论以义理、考据、词章为“国学”法度；季羡林则囊括四海之所有，倡言“大国学”。同时，前有熊十力、梁漱溟，中有唐君毅、徐复观，后有成中英、杜维明等，径指儒家之学是其骨干，倡言上承三王汤文武、周孔孟，下逮宋明程朱陆王，以持道统，发扬心性之学，以内圣外王融通民主科学等新文明，即以儒学为主导，促进“国学”发展；又有许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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