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许之衡（1877—1935）字守白。广东番禺人。1903年岁贡生。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讲师。]、马一浮及饶宗颐等认为，国学以儒学为主流，“六经”则是其髓，直言以经学为主导，复兴“国学”。以上各说，具体言辞虽有差异，但观其要旨，皆源于汉儒之见，下继清儒之说，无不以“六经”为百术之源，统摄万端，故以经学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所谓全体文化学术，此类架构，可称之为“旧国学”。

 

    然涤除玄览，深察古今“国学”，其内容构成与主导力量实呈不断变化之趋势。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辑《诸子集成》，其《刊行旨趣》云：“夫所谓国学之本源者，何也？‘六经’尚矣！本局已印行汉人之注疏，并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于经，而价值与影响，有足与经相抗衡者，则周秦诸子是已。原诸子之立说著书，盖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学说以广播于天下者也。二千年来，我国之民族思想，社会文化，学者著述，几无不受诸子之影响，故诸子者，实我先民思想之结晶，亦即国学本源之所在。”诚哉斯言！

 

    应当说，古代的“国学”确为经学主导下的“国学”。先秦时期，统治者上承前朝之制，中梳宗祖之德，下征公侯之风，欲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而作“六经”。作为官学经典，“六经”集中体现了经学的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其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是，统治者以经学为核心，建立起相对封闭的治国思想体系，在此体系之内，往往不允许异端的存在，常以法圣王为名，因循旧典故章，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封建时期的历代学者皆以注经为能事，处处依傍古人。同时，旧国学以经学典籍为“道”之集中呈现，视此后各种学术流派与内容为其基础上更具体、更多样的派生物，虽然在历史进程中，它也以此为原理，相继吸纳《论语》、《孟子》等子学著作为经学经典，以期实现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但整个经学的学术思维根本上深受权威主义影响，不免具有封闭和固化的特征，这就使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形式僵化、思想创新不足、理念发展相对乏力的病症。尤其是在面对“西学”而实现传统学术创造性转化的课题时，常常表现出无力感。显然，这些对“国学”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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