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和对立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法兰西斯会人士不仅做了系统的商业道德论述，而且他们的话语对象直接就是市场上的商人和工匠，而儒家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正确对待财利富贵的言论，主要是为了鼓励做官和准备做官的读书人（“君子”）保持一点起码的尊严。儒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这里面有多少是对商人贩夫（“小人”）的教导和训诫？还是说对民间道德并无实质性影响？宋代周密《武林旧事》记录杭州当时有所谓的“游手”。这些骗子中除了设美人局诱骗富家少年者外，还有就是在假冒伪劣上下功夫的：“又有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政府对待这些市井之害的办法是用数千捕快弹压，而且还得找厉害的角色才能对付他们。

    托代斯基尼教授认为促成市场经济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是重视商业活动的社会公益性和伦理道德意义。他追溯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起源和发展到13和15世纪间法兰西斯修会的贡献，而不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儒家之义利之辨注意到了经济活动必须关照社会公益与和谐，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君子之道自古以来是否下行成为民间的商业行为规范，是否对滥开药方骗钱的医生和贩卖假货次货的商人形成有力的道德制约。

    面对久治不愈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需要有一种历史长时段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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