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问诊报告文学

　　作为上世纪中后叶新兴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历经了独领风骚的高峰，诞生了大批揭秘历史、关注现实、直指世道人心的传世之作，培养了一批优秀作家，同时也遭遇了时代变迁与文学势微。报告文学还因为成为一些利益的附庸引发争议，甚至有人发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已经死了”的断言。

　　报告文学死了吗？与这一断言形成反差的是，报告文学作家活得有滋有味，报告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报告文学的“近亲”——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等文体应运而生。报告文学没有死，但报告文学已经变性了，分化了。一部分报告文学正向更丰厚深沉，更讲究写作艺术的方向努力，一部分则在利益的驱动下成为简单的报告而非文学。文体的变革有必然性，但也有自觉性。人民日报《文化圆桌》，特邀李炳银、胡平、陈祖芬三位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研究的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角度，对报告文学的现状、未来及命运作一些思考。——编 者

　　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认为虽然创作很努力，但问题非常突出——

　　文体独立需要思想张力

　　作为一种和社会的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文学体裁，不少报告文学却依然深情地在努力接近和表达着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和感受。在很多文学创作现象表明作家在人为地疏离社会生活现实，缺乏必要的社会参与建设热情的文化环境中，报告文学这样的表现甚至是有些让人感动的。

　　近些年来，在先后出现的大量报告文学作品中，不凡精品之作。像何建明的《生命第一》、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徐剑的《冰冷血热》等反映2008年抗震救灾和抗击冰雪灾害内容的作品、像李春雷的《木棉花开》、王宏甲的《休息的革命》、刘卫兵的《回望二十年》等报告30年改革开放历史辉煌的作品，其它题材的作品如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王旭烽的《家国书》、李鸣生的《千古一梦》、禹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党益民的《守望天山》、李青松的《一种精神》、杨守松的《昆曲之路》、徐江善的《末路疯狂》等作品，都各自在十分个性的题材表达上表现出色。

　　但是，提起报告文学创作来，时常能够听到人们不满足的声音。这种不满足感觉的由来，主要是报告文学创作本身还不够抢眼，但也同人们因为各种原因接触阅读稀少有关。我对报告文学也有不满足的感觉，但我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成绩不妄自菲薄。

　　也许，现实总是和人们的愿望有距离。对于现实的报告文学创作也是这样。在如今这个社会变化剧烈，矛盾冲突繁复，信息交流广泛，人们渴望更真更快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时代背景下，报告文学应该是最适宜表达和表现社会人生的文学体裁形式。可是，在可能成就辉煌的时候，报告文学却没有表现出强势的个性影响，这就十分令人遗憾和惋惜！

　　有人偏颇地认为，报告文学就是一种文字传播，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对于事实的靠近和描述。所以，将报告文学人为机械地纳入到宣传和纪实的运作过程中，使报告文学成为简单的政治符号和利益的附庸。其实，报告文学是作家作为独立的个体对于现实社会生活对象的选择和文学表达，从根本上来说，是作家社会眼光认识判断的个性表达。

　　因此，报告文学精彩作品的稀少，正是因为报告文学与人们的现实关注点的偏离，是作家在纷纭的现实社会矛盾现象面前把握的盲目和无力。报告文学如果缺少了对于现实社会深层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参与影响，只是在社会生活的表面现象和简单的史性复归上运行，或是只是到历史的积存中去寻找发现一点有趣有味的内容，既是偏离自己本身个性目标的表现，也很难有自己的现实社会影响和地位。

　　有人将当代文学的萎靡现状根源归结为科学和技术的强烈影响，这也许有一点合理性。但是，造成如今文学肤浅、低迷和平庸的最重要原因，是当前的作家缺少知识分子独立自我的生活感受和表达坚持，思想干枯，精神委顿，行动乏力，只满足于在世俗、古旧和无聊琐碎的虚浮现象中舞蹈。没有了思想上的哲学追求，没有了对崇高的渴望，没有了对大美的探求，文学还能够靠什么来吸引读者！报告文学创作更应该是社会生活的瞭望者，是针砭时弊的良医，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是新大陆的发现者。可是，如今的好多作家恰恰缺失了这些能力，自然也就很难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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