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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作品,通过归纳概括揭示古代小说文体的体制特征,两者要相互比照参读。例如,明陈忱《水浒后传论略》:“有一人一传者,有一人附见数传者,有数人并见一传者,映带有情,转折不测,深得太史公笔法。”清金人瑞《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回评:“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称:“《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显然,这些论述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章回小说体制规范的一种普遍认识:众人物之多种形式的合传。而这是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实际的。
2.古代小说文体之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研究要建立一套切合古代小说文体固有本体特征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目前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一整套理论概念体系存在着一定的西方小说文体和叙事学色彩,对古代小说文体的本体分析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西方小说文体观念和叙事学理论的视角下展开的,例如,石昌渝先生《中国小说源流论》第一章《小说与小说文体诸要素》提出的文体分析理论框架就有许多概念直接源于西方小说文体观念和叙事学理论,如“短篇、中篇和长篇”“单体式、联缀式、线性式、网状式”“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主观叙事、客观叙事;全知视角、限知视角”等。显然,此类理论概念术语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古代小说文体固有本体特征的遮蔽,例如,西方古典长篇小说结构观念注重人物之贯穿始终和情节之因果联系,而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之结构观念则更注重各人物事件之间的“意连”,即人物事件内在意蕴的联系贯通。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术而外,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首卷之“十常侍”和末卷之“刘禅之宠中贵”并无情节上的关联,而只是共同昭示了宦官弄权必然亡国的道理,显然,此处之“照应”“关锁”指事件之间内在意蕴的联系呼应;《金瓶梅》中,有许多事件的穿插常常显得比较突兀,如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称:“有特特起一事、生一人,而来既无端,去亦无谓。”此类人物事件虽游离于作品主要人物和情节之外,但却在内在意蕴上与主体人物和情节血脉相通,如五十回回评:“上文特起一苗员外之因,何也?盖以前西门诸恶皆是贪色,而财字上的恶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则贪财之恶,与毒武大、死子虚等矣。”五十四回插入苗青之事主要是为了写足西门庆“贪财之恶”,穿插之事与作品主体的联系主要是“意连”。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实际上是指作者围绕着文人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结构全篇、谋篇布局。显然,在西方小说文体观念和叙事学视角下,此类小说文体结构方式是无法显现的。因此,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研究应该以中国古代小说学为理论背景,参考西方叙事学,结合古代小说创作实际,建立一套符合古代小说文体之本体特征的理论概念体系。
五、小说文体流变与雅俗文化、创作传播之关系
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考察多集中于本体探讨,而缺乏全面系统的综合融通研究。所谓综合融通研究,即将小说文体置于相对宽泛的文化史背景中加以审视,首先对小说文体相关的种种外部事物和现象,如小说创作与传播、雅俗文化与文学、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做一全面的考察,进而探讨小说文体与之周围相关事物和现象的种种联系及其关系,从而揭示文体发生、发展流变的原因和规律。如果说,小说文体本体研究属于文学之内部研究,那么,小说文体综合融通研究则属于文学之外部研究和沟通内部、外部的综合研究。具体而言,综合融通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文体流变与小说的创作传播:
虽然古代小说文体流变之本体研究需要把小说文体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考察,但综合融通研究仍把小说文体与小说创作、接受传播等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观照,将小说文体之发生、流变与作者队伍、编创方式、读者接受和商业传播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古代小说各文体类型之作者队伍的构成及其变化与小说文体的形成和演进关系极其密切。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小说作者与创作文体之间横亘着许多中介因素,如文体观念、创作动机、文体传统、写作方式等,两者之间是多通过中介因素而发生作用的,联系和影响方式比较复杂多样,对应关系隐晦而曲折。因此,小说文体与作者队伍之关系的研究应充分揭示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关系和方式。古代小说各文体类型之编创方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同一文体类型在演进过程中,编创方式也常常有所发展。可以说,编创方式及其演变与小说文体及其文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也直接相关。
作为一种具有浓重文学商品化色彩的特殊文体,古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深受读者接受和商业传播的影响。也就是说,读者接受方式、审美趣味或商业传播方式、效应常常会左右小说文体的演化方向,促就一些特殊的小说文体现象。例如,明末《欢喜冤家》《鼓掌绝尘》《宜春香质》《弁而钗》《载花船》等在文体形态上普遍出现入话体制退化,叙事韵文运用大量减少,体制章回化,篇幅大增,情节增加丰富曲折等“世俗化”现象。从本质上说,这种文体形态的演化主要是以书商及其周围下层文人浓厚的商业传播和读者接受意识为旨归,是对普通市民审美趣味的迎合。此外,《三国演义》影响下的历史演义小说,《西游记》影响下的神魔小说和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大量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看作读者接受和商业传播制约的结果。
古代小说文体相关的创作、传播情况往往与当时的一些具体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密切相关,如宋代笔记小说创作中有“多及人之善恶”“寓褒贬”的现象,《郡斋读书志》卷十三《周卢注博物志》谓:“近时为小说者,始多及人之善恶,甚者肆喜怒之私,变是非之实,以误后世。至于誉桓温而毁陶侃,褒卢札而贬陆贽者有之。”这种创作情况则主要源于宋代文人的门户之争、朋党之争、个人恩怨之争。因此,对小说文体发生、演化过程中种种创作、传播现象的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应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考察,以便最大程度地贴近小说文体发生演化之社会历史文化原生态。
2.小说文体与雅俗文学、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大体可看作为雅俗传统的对立、融合、发展。一般地说,雅文化指主要以文人、士大夫为创造和接受主体的价值观念、文化创造及文化活动,而雅文学指史传、诗、文等主要创作、流行、传承于文人士大夫间的文学;俗文化则指主要以市井细民为创造和接受主体的价值观念、文化创造及其文化活动,而俗文学主要指变文、说话、词话、通俗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等主要流行、传承于市井细民间的文学。
古代小说文体及其文体观念在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直受到雅俗两种文化、文学的培育、浸染和制约,如笔记体基本可看作“史乘之分流”,其形成和独立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传和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传奇体的兴起与唐代文人“征奇话异”的文化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笔记体、传奇体在长期发展演化过程中一直受到雅俗两种文化、文学的影响制约,表现出不同的雅化或俗化态势。话本体、章回体孕育于市井勾栏流行的“说话”及其话本,在叙事文化精神和叙事方式上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文化色彩和审美趣味,但其形成和定型却完成于文人之手,又渗透了许多文人的价值判断、审美精神。所以,古代小说文体及文体观念的发生、发展研究应全面考察种种相关的雅俗文化现象及先秦诸子、“杂史”、“杂传”、古文、八股文等雅文学文体和变文、说话、词话、弹词、宝卷、戏曲等俗文学文体,将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与雅俗文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联系起来,并放在雅俗文学和文化之整体系统中加以考察。一方面,揭示小说文体发生、流变的具体文化、文学语境以及小说文体内部特征与外在具体文化、文学语境的种种直接或间接联系;另一方面,探求小说文体蕴含之雅俗文化、文学价值观念和意义。显然,把文体研究与雅俗文化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将文体研究引向深层的文化研究,例如,在雅俗文化视角下,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的文体演进过程实质上就是文人化的过程,《三国志平话》的市井民间文化视角和审美趣味被《三国演义》的文人视角和审美趣味所替代。
对小说文体与雅俗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考察还须避免“现代眼光”之误读。古人之雅俗标准与现代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和差异,对于古人之雅俗观念,应持文化研究历史还原的态度,深表“理解之同情”,更多一些价值描述和说明,而非价值评判和批评。同时,还应注意到古代雅俗观念虽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有相当的发展和演化,两者之间有对立,也有相互融合和转化。
六、结语
虽然上文将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区分为理论观念研究、本体研究和综合融通研究,但是,在具体论述中,我们则力求把文体流变的本体梳理分析与小说文体理论及雅俗文化与文学、创作与传播、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的综合融通研究结合为一个整体加以探讨,自觉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整体研究与各文体类型的个体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文体学、叙事学、社会文化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系统地把握古代小说文体的演进过程和发展演变规律。当然,对小说文体流变的本体研究和综合融通研究不可能做到每一种文体要素和历史文化因素都面面俱到。一般说来,本体梳理更多关注那些发生流变的文体要素及比较突出的文体现象,综合融通研究则更多关注那些起决定作用、影响程度较深的文化因素。我们认为,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为出发点的研究无疑更贴近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的发展演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从文体角度对中国小说史的重新审视和评价。
①如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三章《中国小说形式上之分类及研究》划分为记载体、演义体、描写体、诗歌体;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趋势》(《学生杂志》1930年1月第17卷第1号)划分为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平话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论》(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二章《文学序说》(二)“文学诸体的发达”划分为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短篇小说、章回小说。
②如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6期;纪德君《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章回体制形成原因及过程新探》,《江海学刊》1999年4期;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3期;近年来,小说史研究中还涌现出一批称为“文体研究”的分体小说史专著,如《笔记小说史》《传奇小说史》《话本小说史》《章回小说史》等。一般说来,这些分体小说史或主要研究作家、作品,或主要概括几个发展阶段的创作态势、题材主题、艺术特色。尚未真正突出文体研究之内含,只是以“分体”的形式按照传统研究思路撰写小说史。
③⑤⑧⑨谭帆《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④参见王庆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世说新语》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剧谈录》。
[10]参考吴承学《文体学源流》,《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詹福瑞《古代文论中的体类与体派》,《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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